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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面对大殿里的叽叽喳喳，朱平槿没有说话，他进入了思考状态。

    盐是朱平槿早就关注的对象。早在他决定通过雅州茶叶走私时来赚取人生第一桶金时，他就把盐纳入了自己的视线。为了不过分触动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，招致他们的过快反击，当时朱平槿没有过早地触碰盐业。这大半年来，与盐相关的信息点点滴滴，逐渐丰富，为他描绘出一副四川盐业的真实图画：

    除了川东云阳、大宁地区的天然盐泉之外，四川主要的盐种为井盐。井盐存在于四川和云南，四川又是主产区，产量是云南的十倍。四川盐井的分布范围很广，荣县、富顺县的贡井、自流井地区，犍为县（现五通桥）和南部县并称三大井盐区。此外还有很多小的盐井，比如蓬溪、射洪、乐山等地都有盐井分布，甚至在成都东面左护卫的地面上，靠近龙泉山边，便有一座月产井盐数百斤的小盐井。朱平槿每天饭食中的滋味，大部分便来自于此。

    朱平槿可以做私茶贩子。因为蒙顶茶山是他家的，买方是藏地的商人，买卖双方近在咫尺，近乎于一种点对点的大宗对口易货交易，唯一的阻碍便是飞仙关的一道税卡。私茶贸易，既没有冲击国内市场，更没有影响千家万户的生计。朱平槿从藏地外藩搞来银子和马匹，不仅自己获利丰厚，而且大力支援了官军的剿贼战争，所以就算是刘之勃这等刚直朴忠的士大夫，对此也很难得地保持了默认。

    但朱平槿作为蜀藩世子，他不能做私盐贩子。

    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。

    在大明官府和民间两个层面，私盐贩子的名声都极臭。黄巢和王仙芝两个大反贼都是盐枭出身；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更是打败私盐贩子张九四（张士诚）才立的国。所以在官方文化里，私盐贩子是仅次于流贼的存在，罪名相当于朱平槿前世的“武装贩毒”。在民间文化里，私盐贩子也与盗贼靠上了边，俗称“盐枭”。也难怪，因为要逃避官府的围追堵截和大明的严刑峻法，所以私盐贩子必须手持利刃；因为小规模贩盐极不经济且不安全，所以私盐贩子经常成群结队。一大群手持利刃的人，当然会忍不住干出一点出格的事情。如果朱平槿利用王府的旗帜武装贩盐，成为四川最大的私盐贩子，短期可能会获得一些经济效益，但当消息普遍传开，那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。四川的官员百姓会对朱平槿敬而远之，而朝廷的官员将有什么激烈的举动，那很难预料。

    第二是经济上的理由。

    朱平槿的经济目的，是通过食盐专卖，获得长期稳定的税收来源，以便支持他在各地的军事开销。如果朱平槿自己贩卖私盐，破坏了食盐专卖的政策，使百姓心目中产生了食盐廉价的印象，那么将来朱平槿想重新建立食盐专营体系，必定会遭到百姓的强烈反对，所以那是得不偿失的一种愚蠢做法。

    洪其惠说的对，欲攫取盐利，必须包揽盐税、严厉遏制走私。打击走私的办法有两个，一个是降低正盐的销售价，使私盐无利可图；二是厉行查禁，增加私盐的违法成本。

    降低正盐的销售价，除了降低成本、减少税收、增加产量，还要减少中间环节，降低物流成本。这必然损害到盐业利益链条上众多寄食者。

    厉行查禁更难。查禁无非在产、购、销三条路径上下手。“产”就是在井口这个最直接的源头上着手。收税的人在井口坐着，卤水一出来，立即称量征税。但盐井口小隐蔽，跟房前屋后开掘的小煤窑一样，基层组织不健全很难知道；“购”就是允许私人生产，但产品只能卖给专卖机构，专卖机构加税后再卖给私人商贩。这难免会使一些偷偷煎出的私盐流向市场；“销”的事情就多了，四川所有的盐商都要变成官商，私人资本要全面退出私盐销售领域。

    攫取盐利，增加产量也是极为重要的。傅崇奇的管家交出的账册文件显示，四川的食盐总产量尚且不足七百万斤（注二），川内人均不足一斤。若加上广泛存在的私盐，实际产量翻一倍也只有人均两斤。难怪朱平槿在崇义庄吃饭，杨大爷为他准备的饭食中，是那么的少盐寡味！要增加产量，只能加大盐井的开凿量。而盐井的开凿，在这个时代那是绝对的顶尖科技，属于高政策门槛、高技术门槛、高资金门槛的三高产业。排除了私人资本的参加，就会将把私人技术一并排除在外。

    洪其惠的建议，还只是一个白纸上画的大饼，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。朱平槿微笑着对洪其惠的建议点头赞许，他心里已经立即决定，先将傅崇奇的管家从牢里要出来。另外从廖大亨处跳槽过来的李师爷，也是一个可用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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