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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臣之父本是一个收粪的贱隶，故臣终身上不得科场。空有一身才学，只好入衙为下吏。”

    鹅毛扇子重新摇起。有人着急，有人偏不着急。田骞从自己身世讲起，吊足了世子朱平槿的胃口。

    “车船店脚牙（通衙），无罪也该杀。官衙之暗，臣亲见之！

    地方有力者，子弟世袭为吏。知县异地为官，语言不通、社情不熟，每逢两税征收，必求助于乡吏，乡吏便趁机从中上下手脚。

    自我大明开国以来，税粮征收解运，必有粮长。征粮之制，屡次变化，而粮长之设，雷打不动。洪武初年，太祖高皇帝令择家道殷实者为粮长，正副三粮长轮流应役；永乐年间改为岁更法，一年一换；宣德年又改为永充制，粮长世代承袭，一如军户。粮长役重，既有征收之累，又有货运之险，更有包赔之重。稍有疏忽，便是倾家荡产。老实巴交者家财赔尽，营私舞弊者一夜暴富。勾结官府，报以水火，侵吞万石之大案屡见不鲜！

    万历条鞭之后，朝廷田赋杂役，一体纳银，然仍是以田亩之数、粮额多少计征。各县一石折银之数，大不相同，繁复无加，虽有经年老吏，亦不能尽识。故官府虽有防弊之策，定里甲归于粮长，建木柜以收银（收银子的带锁柜子），增派柜头，柜头之上有总书，总书之上委典吏，又更定鱼鳞图册、清查户籍人口，凡此种种，仍然是奸弊重重，防不胜防。士绅本为地方豪强，又有师生同盟强援，故而仗势不缴。粮长包赔粮额，又惧怕士绅，只得逼迫小民。年初民乱，盖多为此！”

    朱平槿年初率军平乱，对大明朝地方上的积弊非常了解。他无需向田骞了解基层民意，他急需找到一条不用或少用阶级斗争而富国强兵的路。他打断了田骞层层推进的逻辑，直截了当问道：“蜀中并无粮长。先生是要王府当这乡吏否？倘若如此，士绅不纳粮，王庄如何向官府借力？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大明除了江南沿海个别地区以外，总体来说商品生产并不发达。如硬要贴上“资本主义”的标签，也只能加上一个后缀：“萌芽”。大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，无非是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制度体现而已。

    老百姓一家一户自给自足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各种生活物资都尽量自己生产，一般无需上街购买。百姓如此，各级政府亦是如此。官府向百姓征收赋税，实现政府功能，也是自给自足的原则。当地的事情当地做，当地的事情当地出银子。

   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大明的税赋实际上有两大块：税（赋）和（劳）役。

    税是国家征的，负担宗室百官俸禄、军费开销以及皇帝的宫廷费用；役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收的，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的管理费用。

    举个例子：比如黄河修坝、运河疏浚，非国家层面组织不可，所以沿河数省百姓都要分担劳役；地方上搞一些小的工程，比如朱平槿特别关心的都江堰岁修工程，影响范围仅限于一省数州府，所以由四川官府组织劳役。

    至于各级官府养的吏员，大部分都是没有国家财政预算的，所以这些人的薪水只能由地方征收。

    因此，如要粗略把握大明朝税收结构的特点，可以简单将其理解为国家（国税）和地方（省、府州、州县、里甲多级力役）的分级税收结构。

    大明的国税标准极低。明初，太祖定天下官、民田赋：“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（5.35%石），民田减二升（3.35%石），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（8.55%石），没官田一斗二升（12%石）”但对于苏、松、嘉、湖地区，太祖怒其原为张士诚效力，于是将豪族及富民田没为官田，且皆依被抄没前的私租起科，形成江南田赋激增，形成有名的“江南重赋”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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